数字科技迎战COVID-19
BDD News
作者：Sean McDonald
编 译：张海燕
编者按：本文编译自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网站 3月30日刊发的专业文章《The Digital Response to the Outbreak of COVID-19》（内容有删节），作者是肖恩·麦克唐纳（Sean McDonald)。文章对全球抗击新冠病毒肺炎中如何应用科技创新进行了一定深度的分析与阐述，对由创新设计专业角度研究抗疫过程中的硬件、软件、内容与服务创新具有启迪。
图片作者：Ben Giles
在每一次发生重大灾难时，都不乏踊跃、善意的人们希望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为群体利益做出贡献。不可否认，技术是我们应对灾难的必要手段之一，超过 200 个国家的政府都需要面对增长的新冠肺炎确诊案例，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一切权力、资源和主张来维护国家利益。
当下，各国为应对新冠肺炎，已推出了一系列基于技术的应对提案和设想。其中有一批特殊项目是以生物医学和社交控制为要点的，因而需要使用大量过去由商业机构监管的人群历史、位置数据。判断一个应对措施是否有效，是看它是否经过了严格的情境测试，是否能在现有的专业知识、机构和方法内展开合作，达到扩大我们认知的目的。
在应对紧急情况时，我们会试图将一个技术或数据系统方案应用到实际情景中，然而却很难确定它们是否可以切实解决关键问题。当然，大多数技术干预措施不足以成功解决所有问题，但对于那些可以解决问题的措施来说，它们的使用是相对可预测的，通常用于提高意识、能力或治疗水平。
换一个角度看，它们要么是服务于生物医学方案，要么是服务于社交隔离与控制措施，来达到抑制病毒传播的目的。以下，是关于防疫应急响应中因技术部署而引发的五类问题探讨。
接触者追踪
接触者追踪，是到目前为止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通过追踪病原体来增加共享数据量的常用追踪流行病传播过程方法。接触者追踪的工作方式是，当患者的COVID-19检测呈阳性时，他们需要尽可能多地分享自己在传染期间的行踪和曾经接触过的人。在此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了解疾病传播的方式。如果一种疾病可通过空气传播，那么是否与病毒同处一个空间可能很重要；但是如果它像埃博拉那样是通过体液传播的，那么是否同处一个空间就没有意义。但就像COVID-19爆发初期的情况那样，专业公共卫生人员并非都能确切知道疾病是如何传播的，但他们会找到并测试尽可能多的接触者，然后重复测试那些呈阳性的人。传统追踪接触者的方法有两个要点：首先，它是基于测试得到的具体信息，而不是概率模型；其次，它须直接与官方机构的响应机制连为一体, 这样人们不用担心万一确诊了没有相应的治疗渠道。“接触者追踪”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显著提高了个人和群体意识、加快了检测和治疗进度。
为紧急应对COVID-19，各国在普遍采用接触者追踪方法时都程度不同地结合了新技术应用。如美国、以色列、比利时、巴基斯坦和奥地利都有专家提议在采用接触者追踪策略时可调用患者的详细通话记录。同样，媒体也广泛报道了中国和韩国采用移动通讯技术系统来追踪居家隔离措施和主动报告症状的执行状况。可预见的是，将有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和私营企业出于善意而加入进来，开发自我追踪和社区通知等应用程序APP，帮助社区可以自主控制响应措施。
由于推定疾病会很大程度上基于接触者追踪，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它显得非常重要。官方公共卫生机构的接触者追踪策略依赖于获批的医学测试方法，因为只有基于事实的影响才是可接受的。
而上述的所有方法都具有潜在的严重社会风险。比如，使用移动电话网络数据虽可获得非常精细、实时的追踪目标机会，但却可能带来衍生的危险。例如，以色列打算把位置数据作为执行隔离的依据，毫无任何商量的余地。这会在很大程度上让那些对疫情缺乏认知或没有适当响应工具的社区产生恐慌气氛，令歧视有机可趁。问题是即使公众广泛提高了疫情意识，最终也不能成为影响COVID-19死亡率的主要因素，因为COVID-19的死亡率主要取决于公共卫生系统的保障能力。当然，在更高层次上来说，若能规范化这种强制执行的、以数字信息交互方式对疫情中的个人和集体权利施加的控制权力，则会为将来再次出现类似规模的紧急情况时部署应急响应措施提供更好的机制。
美国有关机构根据一位疑似病毒携带者的Uber打车轨迹记录追踪其在墨西哥的可能接触者，成为用数字化技术追踪与病毒相关接触人的第一批案例之一。这个故事好的结果是找到了患者，坏的一面是Uber平台因怀疑240 个人与可能感染了病毒的两名司机有接触而暂时封停了他们的个人账号。表面看来，这是Uber负责任的举措，但一家私营公司基于怀疑感染了病毒，却在没有更多科学依据情况下断了两名司机的生计，妨碍了240人的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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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和对日益增长的灾难作出响应，对个体层面产生影响的主要风险之一，是我们无法判断一个决定 (比如Uber的决定) 是不是”好决定”。通常法律评估某件事是否为“好”的方式，是考虑是否采用了经检验有效的合法方法，采取的行动是否为实现目标所需，以及这些措施造成的入侵和伤害程度是否与其解决的问题规模成比例。例如，在Uber案例里，显然认为是为了公众利益，但具体做法是实施微型出行禁令。总之，接触者追踪是调用敏感数据最合法合理的用途之一，但其有效性与其合法性一样，需要由具体的疑似对象、科学验证的测试和机构响应能力三者综合来验证。
测试与响应能力
技术应用于灾难响应的另一个领域，是改进、调整或投资医疗设备、测试和防护装备。在这个特别广泛的创新干预领域，好消息是当技术发挥作用时，它是变革性的。坏消息是，许多改变或增强机构测试能力的努力，都是通过降低基本的质量控制标准或科学完整性来实现的。
然而，那些致力于提高现有能力的创新是颇为有效的干预方式，因为它们可以解决相对比较具体的问题 (例如，提高防护装备的质量), 如现有的分发分销途径 (即测试、制造和物流分销基础设施) 和至少对基础工具很熟悉的用户。换句话说，这些方向的创新努力，是与现有的产业链、基础设施、系统对接的，在实践中往往效果更好。
因此, 那些聚焦于加速解决现实问题的创新，即关于COVID-19测试问题和设备需求的创造性问题，成为疫情响应中最鼓舞人心的部分。例如，韩国使用“免下车采样法”来减少医疗机构交叉感染，提高检测效率，被誉为成功的典范。再如加拿大安大略省采用线上自我诊断系统和远程医疗系统，来帮助控制聚集在医疗机构的患者数量，一群意大利医院的工作人员正在使用 3D 打印机来尝试解决呼吸器的制造不足和分发问题。以上这些使用技术的方式是具体的、有限的，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公共卫生机构的需求而创造的。当然，只有当公共机构了解病毒的传播情况并能够有效地根据现有可用数据建立模型时，这些创新才有可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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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与监测
疾病预警和监测，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病毒和监测疫情发展，因此是应对任何疫情的关键组成部分。但疾病监测和个体监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疾病监测的重点是通过追踪已感染病毒或与病毒有接触的人群，来追踪疾病的发病率及其传播路径。
在疾病监测方面的响应有很多正面案例。例如，早期报告具有很强的导向性，虽容易产生各种问题，但大多数国家都会投资病毒检测，公开报告其病例数量和检测能力，并在其他关键的疾病追踪措施方面迅速行动起来。这意味着关于疫情爆发规模的公开报道越来越有力。例如，WHO的每日全球形势报告、资源门户网站以及疾控中心持续更新的世界感染情况地图。多家学术出版商和新闻媒体将他们的内容资源免费开放给公众使用，以帮助迅速提高公共知识和能力。还有关于分布式计算的创新，如 Folding @ home公司，它可以帮助人们捐赠其计算机处理能力，以促进冠状病毒的研究。同样还有大量的COVID-19菌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了基因测序，有助于研究人员了解病毒在每个社区中存在了多长时间及其传播情况。这些创新在帮助公共卫生机构衡量疫情范围，并就如何充分应对提供参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图片作者：Ben Giles
但让众多机构与公众参与追踪和理解疾病监测的努力，可能会导致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风险后果。例如，由于韩国采用移动应用程序进行追踪，市场上就出现了很多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自主追踪和自主报告的APP，主张通过突出和监测风险来促进公众利益。新加坡也在维护一个类似的个人身份信息开放数据库 (尽管没有名称)，有位置历史记录和当前信息。即使在平常时期，使用任何个人技术的用户群作为公共卫生风险的代表性样本都会存在明显偏差问题，而在紧急时期使用这种技术，一旦与恐慌情绪、绝望情绪、物资稀缺问题相结合时，会产生意料不到的危险后果。
例如一些COVID-19的确诊病例出现诸如发烧、咳嗽等与许多不严重的疾病类似的常见症状，而有些患者却是“无症状感染者”。这意味着根据症状追踪感染情况不是判断总体感染情况的良好指标。还有勒索软件、间谍软件和恶意软件程序伪装成冠状病毒追踪APP等。
尽管这些个人症状追踪APP除很少解释专业知识并纠正认知偏差外没有什么本质性问题，却带有向用户群、官方机构或公众报告模糊定义的风险。此外, 使用准科学的方法进行测试并将其作为环境风险进行传播时，不仅使有效模拟病原体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当一个城市的卫生系统接近其病毒遏制和治疗能力极限时，还会造成压倒性反应的“崩溃”重大风险。
使用降低的科学标准作为评估风险概率的依据，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超过其解决的不确定性，并助长了灾害期间发生重大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别有用意的利用等问题。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在执行响应措施时，这些细微的差别被忽视了。这些信息系统中的缺陷常常使人们容易混淆疾病监测和个体监测之间的界限。
社交隔离控制
社交隔离措施，是应对大流行病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公共卫生机构试图通过控制人群流动来限制、阻止病毒传播。令人担忧的是，我们还看到执法人员在实施封锁命令时的暴力行为——在印度，已经导致一名外出采购食物的男子死亡。
有关社交隔离的许多措施很早就有了，而且基本是数字化时代之前的标准。我们启用、管理和评价每个国家公共卫生机构为遏制COVID-19而发挥的特殊监测方式、尤其是通过技术系统实施的方式，会为在一个突发事件日益增多的未来世界构建出一种公共卫生决策机制。
随着COVID-19在全球肆虐，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施一系列社交隔离措施——从提出公共建议到由执法机构部署强制执行。紧急权力的机制作用会不受约束地快速行动，但前提是在经过对紧急权力的正当程序检查后，决策者能够清醒地、在理解公众利益的基础上、采取平衡各种因素前提下去执行。虽然与数字监督相关的风险和危害通常被定义为与隐私相关，但在大流行病肆虐期间存在的更大问题，是决策机制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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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无框架能理解数字干预措施的单独影响。而正确的方向是，整个社区都要对COVID-19的爆发作出响应，无论是否有应用程序，线上线下都在发生。同样特别强调的是，迄今为止每个成功控制疫情的国家及地区（中国、韩国、新加坡等）都在公共检测、响应基础设施以及权威性公共信息发布的一致性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所有这些被专家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措施，都是抗疫部署的重要部分。
数字化社交隔离控制系统可以分为几个大类，主要按部署模式来细分：
- 政府通过私有、商业技术收集/共享的数据或数据基础结构，以追踪公民，例如共享位置数据的移动网络，包括以色列、中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可能也有美国）或采用人工智能来预测风险；
- 政府防疫响应介入私人开发的技术和数据配置工具，例如使用面部识别技术透过口罩对人脸进行识别，或使用数据公司的工具进行公共卫生监视或用来确定谁可以做COVID-19检测；
- 私人防疫响应或“开放”技术，使社区能够自行生成和报告数据，例如新加坡政府的接触者追踪数据库；
- 灾难响应系统的重新利用已成为国家系统的数字干预手段，例如使用研制疫苗项目来满足数字识别项目的需要。
尽管这份清单并不完整，但范围足够广泛，可以涵盖用于社交隔离控制的主要技术结构——在紧急情况下，所有这些相对来说都不受限制。
全球疫情愈发紧急，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都会采取非常规措施来应对病毒——包括实时位置追踪，使用算法模型对居民进行风险评估和执行隔离，有时甚至需要调动军队资源参与协助。近年来，技术公司和平台一直渴望找到能在人道主义危机期间将其设备用于实践试验的合作伙伴，现在“监控COVID-19疫情”正迅速崛起成为一个产业。
疫苗、缓解和治疗研究
疫苗、缓解和治疗研究，成为大流行病有价值且成熟的解决方案。对于通过接触者追踪、遏制和缓解获得的所有增量收益，公共卫生系统“终结” 流行病的方式是通过疫苗、治疗和制度化应对。新冠病毒肺炎也不例外——即使进行了快速试验，公共卫生当局估计在 12 到 18 个月后疫苗才能准备好。这个时间表并不是因为开发一个合理的原型需要那么长时间，而是要确保任何疫苗都不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危险。
利用技术加速科学研究，为新兴病原体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是最直接的。很多私营公司正在在为中、长期的抗疫项目提供资金、研究、加工或其他宝贵资源贡献。例如，IBM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超级计算机来识别限制COVID-19传播的化学物质。一些公开和半公开的发起项目正在分享他们的数据、研究和计算力，以研发COVID-19的基因组图谱、治疗方案和疫苗。除了主要机构伙伴关系之外，新冠病毒研究还使全球社会重新投资于开放式合作科学运动。
虽然技术可能存在被滥用的很大风险，但向受监管的研究项目提供资源，是公司和专家利用技术抗击COVID-19疫情安全和有价值的方式之一。主要原因是，在封闭的生物医学研究环境中发明疫苗与药物，然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制度化分配之间的每个阶段都需要进行强有力的市场、法律和机构监督。
结论
2020年，我们会足够深刻认识到，有效使用技术可以带来巨大的价值，但是它的使用需要衔接好各种监督和权利保障系统来实现这一价值，而不是在我们需要这些系统的时候“破坏”它们。尽管现有的机构存在许多重大缺陷，但它们几乎都是为解决更大问题而发明的，而规避公共机构则忽略了许多来之不易的经验教训。而且，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把关于潜在危害的讨论范围仅限于个人隐私的讨论—从使用无效的工具到滥用权力，不当的技术使用在疫情灾难期间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
在任何灾难中，很多人都有一些“做点什么”的冲动，社区激起了在紧急时刻提供关键支持的挑战。社区也并不都是纯粹“好”的，社区积极开放响应疫情有时是被动响应，有时会忘记治理的存在，因为许多社区并未从内在层面实现最好的自律。技术行业也不例外——它通常是好的，并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并在整个COVID-19响应中，把数据、研究共享和集成技术应用于真正产生变革的用途中。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些响应都表明了利用技术调动和协调抗疫措施的重要性。
可以预见的是，我们终会认识到技术应用的价值——但必须要放在需要的情景下，并通过公共机构内的监督机制来确保情景价值、必要性和相称性。换句话说，必须把其置于可控、被监督的情况下。
在抗击COVID-19疫情中产生了很多鼓舞人心的故事，其中不少涉及到技术的使用。特别在新冠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的紧急情况下，既有恐慌，也有令人钦佩的无私奉献。在对国际公共卫生系统进行历史性全球投资中，我们有必要使用技术来扩大机构能力和国家权力，同时也要投资相关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建设，以建立既定的全球标准来行使特殊权力。
在紧急情况下，人们保持初心，行动起来发挥自己的能力，这些能力越来越数字化。如果我们要确保这些良好意图的价值能够实现，就需要对其加以管理，让这些技术在使用时不偏离既定方向，最大程度地为全人类服务。
（END）
